现如今，大多数研究人类性行为的科学家都认识到，在形成性行为和性认同的过程中，是受到生物、心理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遗传学研究有可能通过识别特定的基因和生物过程来贡献重要的新信息，这些基因和生物过程与环境和社会动态相结合，参与性表达。
今年 3 月 26 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性别研究系Justin R. Garcia教授团队在 Science 发了一篇题为 Comment on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的评论性文章，剑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一直被诟病的问题，并重新探讨同性恋遗传特性研究方法。文章一出，便在科学界和大众媒体的引起广泛讨论。
Comment on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DOI:10.1126/science.aba2941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2019 年，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昆士兰大学、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 等机构，联合进行了迄今为止关于性行为取向规模最大的全基因组分析（GWAS）研究，指出基因组特征仅能部分解释同性性行为，不存在单一的“同性恋基因”，并揭示了人类性行为复杂的遗传基础。并将结果发表在 Science 上。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DOI: 10.1126/science.aat7693.
该研究通过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和英国生物样本库对 47 万人的遗传信息和性行为进行分析，将自我报告曾经发生至少 1 次同性性行为的人群称为非异性恋者（nonheterosexuals），研究中的性别均为个体的生理性别（sex）。研究发现5 个与同性性行为显著相关的位点，其中 2 个与所有人群的同性性行为相关，2 个仅与男性同性性行为相关，1 个仅与女性同性性行为相关。
同性性行为 GWAS 分析曼哈顿图。图中红色菱形表示对男性和女性都显著的位点，蓝色向上箭头表示对女性显著对位点，绿色向下箭头表示对男性显著的位点。DOI: 10.1126/science.aat7693.
进一步利用特殊的位点遗传分析技术对这5个基因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基因座对同性性行为的影响程度上限也就保持在8%~25%之间。而将GWAS产出结果综合起来分析时，基因能解释同性性行为的已降到1%以下。
此外，传统观点假设个体在同性身上感受到的性吸引力越是强烈，在异性身上感受到的性吸引力就越微弱，传统的金赛量表（Kinsey Scale）就是基于这个假设，按照 0～6 分为个体性取向评分，0 分表示“完全异性恋”，6 分表示“完全同性恋”，而该研究也推翻了这一猜想，指出性取向并非单一的连续谱，也就是说，同性恋性取向与异性恋性取向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GWAS揭示了五个位点和高度多基因性。DOI: 10.1126/science.aat7693.
研究第一作者、麻省理工学院Ganna教授称，该研究证明了同性性行为底层的遗传机制是高度复杂的，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遗传因素，此前所测量的常见突变都仅能在群体层面上部分解释同性性行为的遗传力，无法对个体的性偏好作出有意义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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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Garcia教授的评论文章提出了质疑，Ganna等人使用二分法测量，将是否发生过性行为作为异性恋和同性恋的GWAS研究表型过于简单，不区分动机迹象，也没有说设定有效阈值，过于极端和绝对，与几十年来关于性多样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一致，并使他们的结果难以从当前对人类性行为的理解角度来解释。
要知道，表型信息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开展的前提，如果对表型的认定标准产生质疑，那么这也就基本等同于对该研究的全盘否定。
此外，他们建议不要使用标准的性行为测量方法，如有近70年历史的 "金赛量表"，认为应该是基于系统观察和复制的性学研究来推动遗传和其他探索性的机理研究。同时提出， "异性恋 "这一术语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异性恋通常用来指一种持久的吸引模式，因此不能由该调查项目进行评估；如果使用 "从不有同性行为 "和 "永远没有同性行为"，则更为准确。
Garcia指出，该研究使用二分法的一个关键缺陷是所产生的测试组的异质性。在 "非异性恋 "测试组中，金赛量表7点测量值分布广泛。特别是超过12%的所谓非异性恋群体成员称其实际上被异性所吸引，只对异性有幻想，并自认为是完全的异性恋者。
“非异性恋”测试组的类似Kinsey的量表测量分布。Comment on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DOI: 10.1126/science.aba2941
此外，二分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基本假设，即 "异性恋 "和 "非异性恋 "之间通过一个问题来辨别。尽管结合了性行为、吸引力和自我认同三个独立量表的数据，但被识别出的 "同性恋分类群 "实际上包含了很高比例的异性恋认同个体，并且该方法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成功。无法体现性取向或吸引力。
最后，Garcia认为Ganna 等人使用的二分法没有经过任何可靠性或有效性的测试，几乎没有体现关于人类性行为多样性的信息，在绝大多数科学文献中也如此生硬的评判标准。同时提出，虽然所有复杂性状的基因研究都需要精确有效的表型测量，但考虑到性行为的社会、政治和个人影响。建议未来对人性中这一重要、复杂和动态的方面的调查应利用跨学科研究团队，并利用数十年性学研究中已经积累的方法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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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篇评论性文章，原作者Ganna等人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对评论性文章中的质疑做出了详细说明，并同期发表在 Science。
Response to Comment on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DOI: 10.1126/science.aba5693
回应称，鉴于有关性行为的遗传研究样本无法检测复杂性变异所需的统计能力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将最大的样本与英国生物库和23andMe的性行为数据相结合，以及选择产生最大有效样本量这两种方式来最大化统计能力。
原文中明确表示，没有捕捉到性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不打算用这个变量来衡量性取向或吸引力。同时，在原始研究中，后续深入的分析与数据的子集以及独立数据集均能验证研究结论。
针对金赛量表问题，Ganna表示，该量表具有两极性，意味着在 "排他性异性恋 "和 "排他性同性恋 "之间的连续，测量同性与异性性行为和心理反应的综合相对发生率(而不仅仅是偏好)。
对于Garcia关于金赛量表不恰当地将同性恋和异性恋放在单一维度的量表上进行测量，使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进行权衡"这一问题。Ganna称，如果这种强制的权衡反映了性行为中个体差异的真实的基本结构，从而使同性行为（和/或心理反应）的数量确实与异性行为完全相反，那么这种强制的权衡就不会有问题。然而，现有的某些研究表明，个体在同性和异性行为或吸引力上两方面都可能很高（双性恋者），或很低（无性恋者）。
这种变异是两极量表无法捕捉到的，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基因水平上强化了这一点。增加有过任何同性伴侣的可能性的遗传变异，并不会增加总伴侣中同性伴侣比例较大（或较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基因层面上，从专一的异性到专一的同性行为，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过程。
最后，科学理论一般要通过学术争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为认识活动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
因此，在各个学术领域里都会出现不同的观点、思想，有时要相互展开论争。学术争鸣的过程也是相互激励、相互启发的过程，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之一。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连社会的发展也因而停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