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教授

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

是历史，亦是现状

李太生教授首先谈到，人类的历史，就是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史。传染病对于人类文明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古罗马帝国的覆灭与传染病的暴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黑热病的广泛传播导致14世纪中期的欧洲损失近1/3的人口。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报告，全世界前10位的死亡原因中，感染性疾病占了5种。

近年来，多种“旧”传染病重现，如甲型流感、禽流感等；新传染病突发，如SARS、MERS和埃博拉等，将感染病学科再次推向公众视野。近期，WHO更是宣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猴痘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也是继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自2007年颁布《国际卫生条例》以来，第八个被列为PHEIC的传染病疫情。除了各种突发的传染性疾病，21世纪感染性疾病的全球热点还包括抗生素滥用及其带来的多种细菌和真菌耐药等。可以说，感染始终是临床医学各学科医生面临的共同难题。

新形势下感染病学科的建设，

是挑战，亦是机遇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聚焦于各种传染性疾病。这也是由于彼时病毒性肝炎、结核等疾病在我国肆虐。因此，当时成立的各级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传染科的关注重点都是经典传染病。2002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学会”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李太生教授认为，这一改变意味着，全国感染科医生既要应对传统和突发的传染性疾病，也要直面不明原因发热（FUO）、细菌真菌耐药和院内感染控制等挑战。

疫苗研发有助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减少和消灭，但耗时长久。感染科医生站在与传染病斗争的一线，通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等措施对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多种传染病起到了良好的防控作用。当前新冠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其他新发突发传染病风险仍然存在。疫情防控中，大部分医疗机构感染科团队专业人员构成和救治需要存在差距、应急预案不完备、门诊布局和流程存在缺陷以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协调同步不佳等诸多与感染病学科建设相关的问题被暴露出来。李太生教授认为，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抓住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各个击破，更要把握时机建设感染病学科。由我国感染病学地区带头人及学科骨干组成的感染病学分会，在我国传染病防治平战结合平台建设探索中责无旁贷。

打造“平战结合”的感染病学科体系，

是需要，亦是职责

打造“平战结合”的感染病学科体系，既符合当前形势需要，也是感染科医生的职责。李太生教授将问题需求分解，认为感染病学科体系建设有以下四个重点：① “平战结合”网络建设：综合医院与传染病专科医院兼顾地理位置与实体容量，“平”时达到医疗优势互为补充，“战”时启动应急状态；② 实体建设：完善各网点中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的实体建设，实现发热门诊及传染病缓冲病房的常态化，从而符合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治中“有一定诊治容量”的哨点功能；③ 人员组建及培训：组建各网点单位中的多学科合作团队，将院感监测、抗生素管理、传染病防控培训常态化、常规化，并制定相应应急方案；④ 检测能力建设：建立相应级别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有助于从源头实现早期预警。

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感染病学分会于2020年底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交了《综合性医院感染病科诊疗能力建设和管理2020年指南草案》，其中对综合性医院感染病科设置标准、诊疗范围、诊疗人才体系建设、建设保障和管理及诊疗能力评价指标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在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加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提高肿瘤、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和感染性疾病等防治能力”“县域内依托1家县级医院，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建设”和“重点发展重症、肿瘤、心脑血管、呼吸、消化、感染、儿科、麻醉、影像、病理、检验等临床专科”的指导意见。

李太生教授认为，感染病专科建设还要与多学科合作（MDT）团队协同发展。围绕感染性疾病诊疗建立包含感染、影像、检验、病理、外科和其他相关科室的MDT团队，既可以弥补专科医生的不足，还能完成资源交叉整合。此外，MDT诊疗团队也要从区域中心向周边地区、从上级医院向下级医院辐射，真正做到益于国家、利于医院和惠于患者。

总结

李太生教授最后总结道，打造“平战结合”的感染病学体系任重而道远。王贵强教授在此前任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曾初步提出“大感染”学科的建设理念。过去四年，感染病学分会组织了多场线上线下的骨干培训、指南巡讲等活动，提高了我国感染科医生的整体水平，对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感染病学科人才培养，强化“大感染”学科建设，提升感染科医生的话语权，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